我的小学是村小，在村的东北角上，斑驳的铁栏大门、砖铺的小路、遒劲的松柏、高耸的梧桐和歪斜执拗的古槐，还有那只倒扣草帽一样挂在大桑树上的生锈铁铃，伴着儿时的伤心喜悦、暑来冬往。

小学那会，我很不安分，常逃课去偷摸人家园里的苹果、用纱窗逮水坑里的草鱼、还尾随过吆喝着“拿麦换西瓜”的底盘车……唯独学习上不见起色，因此不太受老师们待见，但我的语文班主任孔秀真老师，却不怎么讨厌我，给过我温暖的鼓励。她不高不矮，微胖慈祥，声音洪亮，犀利的眼神里总能觅见遮掩不住的温情，是我少有的不害怕的老师，也可能有这样的缘故，我的语文成绩一直不曾垫底。

二年级暮春，需要背诵的课文很多，古诗、散文、经典句段，让人应接不暇，每逢背诵抽查，我都垂头低坐一动不动，从不抬起头来。仍然记得，那是一篇经典文段的背诵，上课铃声一响，孔老师握着课本已经站在了教室门口，嬉闹声瞬间哑然，同学们鱼贯而入，迅速坐定等待检阅。很不幸，我被抽中并磕磕绊绊地败下阵来。为以示惩戒，我和另外几个“难兄难弟”被请到教室外头的梧桐树下去攻“夹生饭”。

北方五月的清晨，梧桐树虽已满花枝头，但空气里还透着寒凉。背着背着，小手变凉了，鼻子也开始呲溜起来。孔老师心细，她招手唤我们回来，站在各自座位上诵读。

在老师眼皮子底下做事，我向来很是卖力，歇斯底里不留余力。不知嗷嚎了多久，嗓子哑了，脑瓜晕了，但距背得熟透仍差那么一丢丢的火候，再而衰三而竭，我声势渐微渐弱。就在这时，突然感到左肩被轻轻按压，我急忙转头，孔老师正站在我身边，眼睛也不望我，却用托着课本的手臂不断轻按我的肩膀，示意我坐下。我眼眶一热，望向窗外。窗外，清风徐来，粉紫色的梧桐花，一朵朵的不时掉落，渐渐铺满那片校园的角落。

上了五年级，我仍不思进取，兜里常揣着弹弓、陀螺、啪叽，嚣张地邀约伙伴搞比试论输赢，也曾拿着自己连夜赶制的大炮竹“雷子”炫耀本事，也就是这次炫耀，让我挨了结实的几脚。

在山东，入了深冬就临近过年。过年，没有比放鞭炮更重要的事情了。为解决过年的“头等大事”，我用坑蒙拐骗爹娘搞来的三五块钱买来炸药、引线，找来合适的铁棒棒、木板和旧书废纸，再偷摸砍下半截竹筷，叮叮当当，一口气我能做二三十个“雷子”。

那天上午，学校开师生大会，我也起了一个大早，兜里揣着连夜赶制的“雷子”，按捺不住显摆的心情，在伙伴们再三的鼓动和期盼下迷失自我，随着引线呲呲声，一声巨响，干净空旷的广场瞬间纸花飘落，形成一个大大的花裙。我朝伙伴们得意地微笑，伙伴们给我竖起折服的拇指。

 师生大会按时举行，但会议最后一个议题是“批斗大会”，随着我的班主任明知故问“是谁？是谁？”的怒吼，我唯唯诺诺地走向主席台。一脚，两脚，还没站稳的我趔趄地倒在地上。我慢慢爬起来，盯着棉裤上沾的土，耷拉着头忍着没哭。

 那个踹我的班主任是孟庆显老师，是我的数学老师，他善良正义又严厉认真，一米八几的个子，竟会吹拉弹唱，还教我们军操，谈笑间尽透着智慧和幽默。在孟老师面前，我是霜后的茄秧，拘束的手脚怎么也伸展不开。但也是他，曾把几块糖偷偷塞给大扫除课上满头大汗的我，还曾顶着压力把镇里拔尖考试的机会给了我。这些特殊待遇，成为我在小学里为数不多的、最值得炫耀的谈资了。

人，无法决定出身，也不能改变过往。无论你走到哪里，就像奔流不停的河流，历经沟壑险滩、平川缓流之后，那股娟娟流淌的水，仍是来自那高处的源地，清冽甘甜或粗粝苦涩，都是她本有的味道。站上岸边回望，那些难忘的事儿，像是躺在河底的金沙，不时泛起磷光，涟漪般散开在心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