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期，一中学教师因拍打学生肩膀、对学生两次“违规”罚站受处分。学生家长护犊心切，不断发表过激言论引爆网络。当真相公布，我的内心却一直不能平静。和一位教育人士交流此事，他突然说，70后、80后哪个没挨过老师的打。谈到现状，他一声长叹。

他的话将我的思绪拽到过去。距离我读书的日子，已经过去许多年。在那青葱岁月，在那艰苦的求学时代，许多老师在我人生中出现，而真正让我记清他们名字和样子的，往往是那些对我非常严厉、给予我深刻教训的老师。

我小时候非常顽皮，读了小学也没有什么改变。我的小学启蒙老师叫杨玉芳，和我一个村，按辈分我要叫她嫂子。在我眼里，她是“酷吏”般的存在。课堂上，她手里总拿着一根树枝条，不知道什么木质的，非常地坚韧。上课时，枝条是她指着黑板教我们认字的工具；当学生调皮捣蛋时，枝条就成了惩罚我们的“刑具”。她教训学生可谓简单粗暴，干脆利落。一旦谁敢造次，枝条立马就会落到头上——并且是接连暴击，疼得让人抱着头跳脚。我之所以写得那么详细，是因为我没少挨她的教训。有一次，我和几个同村的小伙伴都挨了打，放学路上彼此数着头上肿起的包，回家不敢吭声。那时，杨老师的暴力不但没有受到指责，反而赢得很多家长叫好，我母亲常对她说 “不听话，该打就打，该骂就骂”。我满腹委屈向谁说啊！如今，杨玉芳已退休很多年，每次回老家，我依然恭恭敬敬地喊她杨老师。

在小学阶段，陆陆续续有几位老师教过我。许多小学老师是民办老师，一月工资只有几十块钱。90年代中期，改革开放多年，那点钱很难养活自己和家人。如今，有的老师已去世，健在的老师，已垂垂老矣。春节的时候，我去邻村看望李德续老师，并把我的散文集送给他。在我和他家人闲聊的空隙，他迫不及待地翻阅我的文章，并拉着我的手说：“你替我完成了自己的文学梦！”

李老师原本在其他地方教书，在我刚读五年级时，他调到我的学校教数学。五年级是毕业班，因之前经常换老师，学习要求不严，同学们的数学成绩普遍较差。李老师来了之后，开始对我们严格要求起来，让我们很不适应。那时，没有什么课辅资料，为提高我们的成绩，他让学生们集资，派了两名年龄稍大的同学去县城购买数学资料。在上课前或课后，他要一个个检查我们的作业。没有完成作业，或作业不合格者都要挨罚——不做完作业不让回家吃饭。其他年级放学很久了，我们才陆陆续续走出教室。对于屡教不改或课堂上调皮捣蛋的学生，李老师不仅要把他叫出教室罚站，还会在其出门时往屁股上踢上一脚。

那一年，许多同学都以优异的成绩升入初中，后来，这届同学里有几个考入了大学。今年春节，从外地回来的同学相约去看李老师。年事已高、已戒酒很多年的他非常开心，非要喝上一杯。过去那么多年，我们依然记得那些往事，每当提起来，都化作师生间相视一笑的温情。也正是因为李老师当年的严厉，这几个同学才考上大学，离开了农村，在城市里成就了一番事业。在李老师看来，这是让他在父老乡亲面前骄傲的事。

如今，每每回老家，我都会参加同学聚会，和同学一起回味读书的时光，回忆那些给予我们教诲的老师。记得我读初一时，班主任是张祥福老师，他给我安排的同桌是一个女生，名叫陈凤品。上课前，老师刚到门口，班长就喊起立。我站起来时，“顺手”拉了一下同桌的凳子，陈凤品落座时一屁股蹲在地上，哇哇大哭。我那时坐在最前排，张老师看到眼前一幕，立刻明白：叫我上讲台，左右脸各给了一巴掌，然后叫我回到座位。整个过程行云流水，陈凤品不哭了，课也没有耽搁。几年前，我还专门写过这件事，标题就叫《陈凤品》。后来，我们聚会，没想到她也记得这件事。这么多年，我没有忘记她，她没有忘记我，都是因为那场恶作剧和那两记耳光。这竟然成为我们同学聚会时开怀大笑、举杯畅饮的谈资。听说，张老师已去世。想起他，我内心总是充满悲伤，眼泪止不住往下流。

在之后的求学岁月里，我又遇到许许多多的老师，他们有的温柔，有的严厉，在我的记忆里却没那么深刻。反而是那些对我最严酷，甚至教训我的老师，虽然相隔的光阴很远，我依然清晰地记得他们的样子。当我写下这篇文章的题目时，我一直在问自己：何为恩师？何为恩师呢！我的人生本来可以不吃读书的苦，不用学那么多知识，是他们的一棍子、一巴掌，打醒了我，鞭策着我前行，去成就更好的自己。这样的人，难道不是恩师吗？